3月15日的清晨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，一场关于古代经济史的学术研讨会正如火如荼展开。与会学者不约而同提及的正是方志远在2018年发表于《历史研究》的那篇关于谷霁光学术经历的文章，这项研究对理解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。今天，我们重新审视这代史学大家的治学精髓，或许能为当代学者提供更深刻的启示。
在当代史学界，方志远以对明代社会史的深入研究闻名，但其学术轨迹的起点却与谷霁光先生密切相关。武汉大学教授方志远在《中国史研究》2015年刊文指出："谷霁光先生曾言\'史学研究应扎根文献，更应观照现实\'，这句话奠定了我学术思维的底层逻辑"。这种强调实证与历史反思并重的方法论，恰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征。
谷霁光（1905-1999）的学术个性在陈寅恪与何兹全的学人心志中都能找到精神共鸣。作为商务印书馆早期编辑，谷先生在《中国近代史》中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明清社会变迁。其对线性叙事的突破性尝试，使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摆脱了欧美中心论的影响。正如方志远所言：
（插入外链：方志远：谷霁光先生的学术经历与学术个性陈寅恪何兹全史学）
与谷先生注重物质基础研究不同，陈寅恪选择以"文化史观"为切入口。陈氏在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中展现的跨学科视野，其本质正是对历史碎片的重新拼图。这种治学方式对方志远产生深远影响，体现在其对晚明江南商业集团的研究中。方志远通过大量土地契约的考订，成功还原了地方经济网络与朝廷政策之间的动态关系。
在学术个性维度，何兹全的断代史研究路径具有独特价值。作为中国断代史学派代表人物，何先生主张"学史之用，在于明变"，这种观点对方志远的学术性格形成起到关键作用。正如方志远在近期讲座中所强调："何先生教导我们，历史研究既要\'上穷碧落下黄泉\'，也要\'让历史照进当下\'，这恰是21世纪史学家的双重使命"。
回溯谷霁光与陈寅恪的交往史，可见学术传统的承续密码。民国三十年代，两位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的每周学术沙龙中激烈争论，却始终保持着对历史复杂性的敬畏。这种"争论中的共识"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精神遗产。方志远在回忆录中记录："先生们总说\'历史不是结论，而是提问的艺术\'，这仿佛穿越半个世纪的学术火炬"。
今天的史学界正面临数字化转型的挑战。当人工智能开始尝试历史分析，《光明日报》3月14日刊发的学术评论提出值得深思的问题：大数据时代如何保持史学家的人文温度？这恰与谷霁光在八十年前的判断惊人契合——"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真实史料与真切情感的双重基础上"。方志远近作《数字史学的边界》中，正是以谷先生的治学理念为根基，构建出"智能时代的人文学术坐标系"。
站在3月15日的学术场域回望，谷霁光、陈寅恪、何兹全三代学者构筑的不单是历史学的学术谱系，更是一套持续滋养中国乃至世界史学研究的价值体系。方志远的学术实践证明，理解先贤的治学路径与学术个性，本身就是参与历史书写的重要方式。
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学术巨匠的思想遗产，或许能总结出三点精神内核：其一，坚持原创性的问题意识；其二，保持对学术传统的敬畏与超越；其三，始终将史学视为理解人类处境的窗口。正是这种深植于心的学术品格，让中国历史学在今天依然能够发出独特的声音。
正如方志远在《文史哲》最新访谈中所说："今天的历史学家应当像谷先生那样，既要做古籍的守护者，也要成为时代的观察者——这正是我对学术继承最好的注解。"这种穿透时空的学术对话，正是中国史学不断焕发新生的秘诀。
当我们合上历史长卷，3月15日的阳光正透过窗户洒在古籍修复室的工作台上，新一代学人正在用最先进的数字化手段整理着百年前的珍贵文献。这画面恰是三位学者留给今天的双向启示：既要守护历史深处的智慧火种，也必须点燃照亮未来的思想之光。
或许正如千年来的所有治史者，只有坚守这种"问道之真"的精神，才能在变动的时代浪潮中，始终把握住历史学的本质——那既是过去与未来的对话，也是每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自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