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月15日，当历史与现实再次交汇于当下，我们不得不回望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——辛亥之变。这场始于1911年的变革不仅终结了两千余年的帝制，更在价值观层面完成了从“不仁不义”到“亦道亦德”的跨越。历史学者秦晖曾犀利指出，中国帝制的本质是权力的无限膨胀与伦理的工具化，而辛亥革命则以宪政为基石，将“道”与“德”的平衡注入现代国家建构之中。
秦晖对帝制的批判直指其核心矛盾：君主专制以“天命”自居，却以“不仁不义”的手段维护统治。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明清的文字狱，帝制始终将思想控制与人身依附视为权力基石。农民阶级的“不食周粟”与士大夫的“用舍由时”成为空洞的道德口号，而基层民众的生存困境却被刻意遮蔽。正如秦晖所言：“帝制伦理不过是权力游戏的装饰，其‘仁义’二字实为面具的涂鸦。”这种批判在当今社会仍具现实意义——当某些群体依然被动摇文化根基时，如何重建价值观共识，恰恰需要历史智慧的指引。
**宪政的“亦道亦德”则为转型提供了新指南**。辛亥革命虽终结了帝制，但并未简单复制西方政体，而是试图将儒家“天下为公”的道义精神与现代法治结合。孙中山提出的“五权分立”蕴含着“以德节权”的传统智慧，而宋教仁倡导的议会政治则体现了“公意”的现代诠释。这种价值融合在当代中国更显重要。近年来，从“依法治国”到“公民社会”建设，我们正逐步将秦晖所称的“程序正义”与“伦理自觉”熔铸为新的社会治理逻辑。
今日的讨论绕不开一个问题：所谓“亦道亦德”的宪政是否真的能化解传统与现代的冲突？从乡村振兴中“村民自治”的实践，到数字货币时代对“信用伦理”的重审，中国正以独特方式回应这一命题。正如秦晖《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》中所述，真正的现代治理需兼顾制度刚性与文化韧性。某省近日推行的“数字法庭”改革，既利用区块链技术保障程序公正（德），又通过算法透明重建公众信任（道），恰为这种辩证的注脚。
当然，帝制残留的心理惯性仍在作祟。权力寻租与形式主义的泛滥，某些部门对“关系哲学”的过度依赖，无不暴露“官本位”思维的顽强。对此，我们需要重温和解构辛亥精神的深层价值：宪政绝非简单的机构设计，而是以“有限权力”对冲“无限欲望”，以“程序共识”取代“人治博弈”。这与近期提出的“全过程民主”形成回响——唯有将“程序正义”内化为社会治理的底层逻辑，才能真正实现从“亦道亦德”到“德法共治”的跨越。
6月15日的阳光下，历史的镜子映照出现实课题：当科技巨头垄断数据资源、当算法黑箱挑战传统伦理时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“亦道亦德”的价值锚点。从1911年到2023年，从广州起义到数字革命，辛亥之变的价值追问从未停歇。正如秦晖在文中强调的：“制度变革是表，价值观转型是里，表里未合则病症不除。”或许，这就是历史给予当代人的最深刻启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