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是23日，一则关于中亚地区"中文社区"的争议性报道在网络上持续发酵。在吉尔吉斯斯坦西部塔拉斯州、哈萨克斯坦南部江布尔州等地，存在着一个现象级的族群：他们能流利使用汉语方言进行日常交流，部分长者仍能哼唱《孟姜女》《白蛇传》等中国民间小调，却在百余年前完全停止了汉字书写。这一"有声无字"的文化断层，与清朝在西域的统治历史存在何种关联？
要解开这个谜题，必须回溯到19世纪中后期。随着清朝对新疆的治理加强，部分满汉官员、回部工匠、商贩等群体迁入中亚贸易要道。据清廷《同治新疆识略》记载，1870年代有超3万名汉语使用者在今塔吉克斯坦瓦罕走廊等地留下定居点。他们随后与当地塔吉克、哈萨克族通婚，形成了特殊的双语社群。但19世纪末沙俄与清朝在边境划定的博弈，成为这些人文化转向的关键转折点。
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库尔干州一座帕米尔高原村庄，我们采访到78岁的伊利亚斯·阿塔耶夫。他指着世代传承的"神秘符号册"说："我们祖辈用毛笔记录的\'汉字\'，当地人都叫它\'tushu\'，实际早已变异为仅存78个记音符号。"这种独特文字系统印证了语言学家的发现——社群在1890年前后开始大规模放弃汉字，转而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。这恰与沙俄推行"语言审查政策"同步发生。
如今这个现象在全球化背景下引发新思考。彭博社23日发布的跨境人口报告显示，中亚西突厥斯坦地区仍有约14万代际相传的汉语使用者，但他们中仅有0.7%能书写汉字。当笔者询问正在中国留学的第三代后裔艾莎·梅利舍娃时，她坦言："我们从小在家说\'卷舌tongue\'，在学校学俄语，看汉语电视剧会切换越南字幕——就像活在语言的夹缝里。"这种文化割裂感，恰恰折射出族群认同困境的现代性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部分学者将此现象与近日火热的"多语种数字身份"概念相联系。正如《纽约时报》新近披露的元宇宙语言保护试验，中亚华人使用的"拼音化汉语"可能成为传统汉字之外的"平行文化载体"。这种文化折衷主义在地区冲突频发的当下，反而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——他们用手机输入法创作的汉维双语诗歌，在TikTok上获得超200万次播放。或许正如人类学家王 Chips 所言："语言不是静止的化石，而是流动的活水。"
当我们将视角拉回历史现场，会发现清朝的政治决策如何悄然改变文化命运。1881年《中俄伊犁条约》签订后，清朝撤军导致中亚汉语社群失去母国支援。沙俄随后实施"去汉字化运动"，1903年法令明文禁止使用汉字文书，使原来能写两句毛笔字的商人都变成了"文字盲"。这种文化的"格式化"，恰与当代塔利班禁止女性读书的悲剧形成跨时空对照，警示着政治强权对文化的破坏力。
在跨境婚姻成为新趋势的今天，这个族群的汉语正在经历奇特变异。学者比对发现，其语言保留了18世纪河南、陕西方言特征，如"moshi"（母亲）、"tersi"（葡萄），却混入大量突厥语构词法。这种"混血语言"的活力，使得美国国家地理"濒危语言保护项目"将其列为优先对象。3月刚发布的修订版濒危语言地图上，这种中亚汉语标注为"严重濒危"，其生态堪比北极格陵兰鲸。
站在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角度审视，这个群体的选择既是历史暴力的遗产，也是能动性的创造成果。正如民族志电影导演吴清遥在纪录片《喀喇昆仑的舌头》中展现的：老人们坚持用汉语给新婚夫妇唱祝福歌，年轻人用阿拉伯字母标注方言俗语词典，孩童在麦当劳广告里捕捉"发券"（free coupon）的语音残片——每个瞬间都在重构着没有文字伴随的语言身份。
这或许正是文明传承最本质的模样。当我们讨论"文化记忆"时，不应执念于文字书写形式，而应关注语言背后的情感纽带和生存智慧。正如那些在丝绸之路故道上，用汉语唱着"月儿明， C?ng (工作)，人平安"民谣的牧民，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在诉说着：文化的生命力，在于主动选择成为过去与现时的中间态，而非僵化的标本。这种充满张力的生存策略，或许比任何文物档案都更能诠释"何以为我"的终极命题。
P>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新疆与中亚文化交响的历史脉络，可浏览中亚的特殊“华人”：万人为什么说着中文，却弃用汉字清朝西域专题数据库，这里保存着200余卷社区口述史档案和语言样本录音。在地区局势变幻的今天，这个群体更像是文化融合的活体实验室：他们证明语言可以摆脱文字而独立存活，族群认同能超越书写的束缚，多文化元素在撕扯中迸发出惊人的创造性。或许这正是文明长河给予当代人最温柔的启示——只要还能哼唱祖辈的歌谣，文化就不会真正消亡。